——之二:中国精密铝合金结构制造行业发展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回顾2013年,全球工业生产和贸易疲弱,价格水平回落,国际金融市场持续波动,世界经济增速继续小幅回落。其中,发达国家增长动力略有增强,发展中国家困难增多。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会继续分化,欧洲和亚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动力不足;尽管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将略有提高,但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一、2013年世界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一)世界经济增速回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月份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法GDP汇总,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3.0%,比上年放缓0.1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14年1月份估计,按汇率法GDP汇总,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2.4%,比上年放缓0.1个百分点。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1.9%,比上年放缓0.9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增长1.6%,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英国共识公司2014年1月份预计,2013年欧元区经济下降0.4%,降幅比上年扩大0.2个百分点;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经济增长1.6%、4.7%和1.9%,增速分别比上年放缓1.9、0.3和0.6个百分点;巴西经济增长2.4%,比上年加快1.4个百分点。
(二)世界工业生产低速增长。20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2.7%,比上年放缓0.6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增长0%,放缓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增长5.9%,放缓0.1个百分点。
(三)世界贸易持续低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包括货物和服务在内,2013年世界贸易量增长2.7%,增速与上年持平。其中发达国家进口量增长1.4%,比上年加快0.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进口量增长5.3%,放缓0.4个百分点。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回升。2013年,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波动中明显回升。1月4日为706点;9月24日回升至2021点,这也是2011年11月以来该指数首次突破海运业盈亏临界点(2000点);12月12日升至年中高点2337点;年末略降至2277点。
(四)三大经济体中美国、欧元区居民消费略有起色。2013年,美国零售额增长4.4%,连续4年实现增长。欧元区零售量下降0.9%,降幅比上年收窄0.8个百分点。日本零售额增长1.0%,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
(五)全球价格水平走低,但发展中国家通胀压力加大。2013年,世界消费价格(CPI)上涨3.2%,涨幅比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CPI上涨1.6%,涨幅回落0.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CPI上涨5.8%,涨幅扩大0.5个百分点。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俄罗斯CPI分别上涨10.1%、7.0%、6.2%和6.8%,涨幅比上年扩大0.3、2.7、0.4和1.7个百分点。
(六)三大经济体中美日就业市场持续改善。2013年,美国失业率为7.4%,比上年降低0.7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率为12.1%,比上年升高0.7个百分点,处于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点;日本失业率为4.0%,比上年降低0.3个百分点。
(七)国际金融市场继续波动。发达国家股市回升,而发展中国家股市停滞甚至下跌。2013年,摩根士丹利(MSCI)发达国家指数累计上涨24%,而新兴市场指数下跌近5%。美国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2013年50次创新高,全年累计涨幅为26.5%;德国股市涨幅为24.6%,日本股市上涨54.0%。汇市明显波动。与年初相比,2013年底美元兑欧元贬值4.2%,兑英镑贬值2.3%,兑日元升值22.1%。2013年5月下旬至年底,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及土耳其等“脆弱五国”(FragileFive,简称BIITS)货币兑美元分别贬值了13.6%、25.5%、15.4%、10.7%和15.1%。
(八)景气指标总体向好。据OECD统计,12月份,以长期趋势为100,OECD国家整体先行指数达100.9,连续12个月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101.0、101.1和101.4,均呈上升趋势,表明今后半年左右时间内发达国家经济前景看好。第四季度,全球及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及其中的新订单指数和出口新订单指数均有所回升,新兴市场制造业这三个指标均重回景气区间;全球服务业PMI受美国服务业PMI大幅下降的拖累比第三季度有所回落,但仍处于景气区间且显著高于上半年。12月份,全球制造业PMI升至53.3的近32个月最高水平,已连续第13个月高于50的临界点。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4.7,仅比11月份的近33个月新高略低0.1个点。#p#分页标题#e#
二、2013年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一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IMF最新估计,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50.4%(汇率法为39.4%),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预计2018年将提高到53.9%。二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12年下半年高达91.9%,2013年上半年降至82.4%, 2013年下半年降至74.6%。
(二)主要经济体形势继续分化。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和美国强、欧日弱;2013年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继续分化,美国继续温和复苏、进入持续复苏轨道,量化宽松政策(QE)迎来转折点;日本货币和财政刺激“猛药”起效,经济复苏加快;欧元区艰难摆脱衰退,但全年仍为负增长;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而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受制于内、外经济失衡,加上资本外流的冲击,经济发展较为困难。
(三)贸易保护加剧。2013年,不仅诸如保障、双反、进口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政府采购、自动配额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还竞相组织排它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从2008年以来,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为代表的“东线”,以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为代表的“西线”和以TISA(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为代表的“中枢”。从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TPP有望于2014年上半年率先达成,TTIP和TISA谈判也在积极进行中,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已经初步形成。以GDP占全球份额衡量,TPP、TTIP和TISA分别高达40%、50%和65%,其对于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
(四)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取得进展,发展中国家进展迟缓。“过度的杠杆化”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家庭、企业、金融业、政府部门“去杠杆化”均取得不程度的进展。其中,美国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负担已降至长期水平之下,政府财政赤字已从2009财年10.1%的二战后峰值降至2013财年的4.1%。欧盟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遏止了财政赤字上升势头,通过财政联盟、银行业联盟以及欧洲稳定机制等措施打破了主权债务危机-银行业危机的传播链条。欧元区15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6.4%降至2013年的2.9%。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杠杆刺激后,正在逐步转变宏观策略,朝着去杠杆化的方向发展,但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才刚起步。
(五)发达国家政策调整是导致世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一是美国政策调整牵动国际金融市场。2013年初,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悬崖”,2013财年后7个月850亿美元的“预算自动削减措施”于3月1日正式生效。2013年5月下旬美联储释放可能提前削减购债规模(即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信号,由此至8月份,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逐步退出QE的预期导致发达国家长期利率上升,促使国际投资者对于资产重新估价并调整资产组合,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五国流出。由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未能在9月30日的最后期限前就政府预算方案达成妥协,陷入国债上限僵局,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在10月1日-16日关门16天,这是17年以来的首次停摆。10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为政府拨款”的议案,该协议将美国举债能力延长到今年2月7日,并为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今年1月15日。12月17日,美联储决定从2014年1月起,将月度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二是日本激进措施和欧元区稳定经济措施起效。“安倍经济学”政策已经实施一年,其内容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支箭,其中前两支箭效果显著,推动日元快速贬值(以带动出口增长)、价格稳定上涨进而提振民众信心。欧元区实施稳定经济的各项措施,包括放宽对部分成员国财政紧缩的要求,于5月3日和11月7日将主要政策利率(再融资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目前的0.25%,7月5日欧洲央行承诺在较长期内维持超低政策利率的前瞻性指导;年末欧元区推出将银行业纳入统一监管的计划。三是美国政策动向对发展中国家外溢效应巨大。美联储提前削减QE的预期已使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五国”撤出,造成相关国家本币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五国央行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被迫连续升息来加以应对。其中,巴西在5月30日起的半年内5次升息,累计升息250个基点;印度在9、10月份两次升息,累计升息50个基点。#p#分页标题#e#
三、2014年世界经济运行趋势
2014年,世界经济有望筑底温和回升,全球经济增长点或拓宽,但发展格局生变。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进而收紧宽松货币政策后,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再调整”不稳定期。美国主导的超大“优惠贸易协议”安排,正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全球博弈重心开始由市场转向规则。
(一)世界经济温和增长可期
首先,世界经济筑底缓慢回升。2014年应是全球经济“筑底企稳”回升年,多数经济体将好于前两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好于2013年。这与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的预测值一致。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将分别增长5.1%和2%,分别高于2013年的4.5%和1.2%。
发达经济体增势明显上升:欧元区经济止跌回升,2014年可望增长1%;美国经济增速将由2013年的1.6%升到2.6%;日本受消费税提高影响及“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下降影响,2014年经济增速将由2013年2%回落到1.2%。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温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到中速,据联合国预测,2014~2015年中国经济将分别增长7.5%和7.3%。IMF则认为,2015~2018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到7%。
其次,全球经济发展分化。后危机时期,各国经济增长动力普遍不足,全球发展环境异常复杂,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发展明显分化。
作为一个整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其各自发展又有不同:非洲经济增势相对强劲,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仍居世界最快,“金砖国家”成色差异凸显,中国经济依然最亮丽。
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整体趋稳:欧洲经济止跌回升,但只是由“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日本短期复苏似显强劲,但结构改革难有进展,中长期或昙花一现;美国复苏势头趋稳且强劲,但结构性债务与失业问题并未解决。
再次,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将共同牵引。据IMF统计,过去5年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70%,即使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降到4.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69%(购买力平价),如按美元汇率计算则达85%。
2014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将变化,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增到54%(美元汇率)。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世界经济增长一半强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贡献率降为35%,新兴市场的贡献率依然达65%。
无疑,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企稳,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依然面临严重的政府债务与高失业问题,私人消费不足,产业需要调整,政府严重缺钱,发展后劲不足。新兴市场由于前期透支式高发展,沉积诸多结构性问题,方式必须转变,增速需要放缓,但仍具备后发优势。
世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理应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牵引,两个支点支撑,才能使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
(二)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打乱新兴市场发展秩序。酝酿数月后,美联储终于从2014年1月起将量化宽松额度从850亿美元缩减到750亿美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坦言,尽管调整政策,但不是撤出刺激,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与之前相比将“大体相当”。可见,美联储对退出量化宽松依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不发生意外,美联储上半年或收窄量化宽松幅度,下半年或全面退出,货币政策或于2015年收紧。
这将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金融逆向操作(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从危机前不足1万亿美元增到目前近4万亿美元),技术性操作难度大,将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风险。2014年仅是第一阶段,未来较长时期内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将处于“再调整”进程中。
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全球资本将重新布局,全球资本回流美欧,将引发新兴市场股汇市持续震荡、通胀走高、增长放缓,国内发展风险凸显。2013年中期此类风险已上演。国际金融协会估计,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将从2012年的1.2万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1万亿美元。
西方央行收紧宽松货币政策之日,将是新兴市场真正面临风险考验之时。尤其是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指数将逐渐走强。加上美国“能源独立”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全球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将加速。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同时面临资本外流和出口资源品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发展环境将持续恶化。#p#分页标题#e#
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发展中国家债务融资高潮,80年代初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引爆席卷拉美和前苏东的债务危机,使拉美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加剧前苏东经济崩溃。面临世界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因素,新兴市场应该为2015年美联储转变货币政策做好准备。从更长远来看,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强南南合作,降低可能的风险。
当然,2014年新兴市场面临的冲击或可控。一是自伯南克宣布退出量化宽松以来,全球市场已经做出自我调整,新兴市场经历了第一波资本外流冲击,美长期债券利率上升,房地产市场降温。二是受到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失业率问题等结构性问题和国内政治极化影响,美国货币政策难以剧烈调整。三是美联储主席一职由鸽派耶伦接替,可预见性增强,市场恐慌情绪降低。
其次,超大型自贸区安排或打乱现行国际经贸格局,加剧全球市场尤其是规则博弈。危机之后,全球化趋势明显减缓,保护主义盛行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据统计,从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3334项。
与此同时,区域一体化如火如荼,尤其是2014年美国经营数年的经贸“两洋战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即将成型,美国有意借此重掌国际规则制订权。TPP将该地区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区域合作架构全面打乱,各国不得不重新选边,区域合作版图将重组。TTIP则将跨大西洋的美欧重新黏合在一起,加之加拿大与日本的参与,一个扩大版新的“七国集团”开始成型。美国将TPP与TTIP视作“面向21世纪的协议”,其标准与规则超越WTO框架,并将自贸谈判重心置于边境内宏观政策,如放松监管与竞争政策而非关税。一旦两项协议达成,美欲将其标准与规则纳入WTO谈判,这将使非参与方遭遇巨大压力,有一种被规范逼迫而需重新“入世”之感。
总之,世界经济正处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结构调整与转变方式加速的阵痛期,以及由危机前非理性繁荣转向后危机常态发展的温和增长期。全球发展分化则使世界经济仍能保持温和增长,但三重因素叠加将使国际环境异常复杂。